［内容摘要］本文运用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考察了20世纪中国新闻业和新闻观念的发展，并把它划分为5个历史阶段：新闻观念启蒙时代、“以新闻为本位”时代、大众化与新闻宣传并存的时代、非市场化时代和信息化市场化时代；认为其发展蕴涵着政治逻辑、文化逻辑和经济逻辑，从这里可以把握20世纪中国新闻业和新闻观念发展的丰富意义。 ［关键词］20世纪；新闻业；新闻观念；发展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理性的人总是充满忧患的，同时，忧患又是人的道德情怀的自然流露。当时间老人以惯常的节奏揭开2001年新的一页的时候，人作为反思的动物，很自然地以千年、百年为跨度来衡量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的一切，而其理性和道德情怀又指向错综复杂的现实与扑朔迷离的未来。对中国人来说，千年、世纪概念的获得，更是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融入世界潮流的产物。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被卷入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潮流之中，中国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宗教信仰等方面与世界发生了广泛的联系，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天朝心态”正是在这种广泛的联系之中被逐步溶解。同时，中国社会原来的发展进程也被截断了，被迫成为资本主义统一市场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从东亚的中心变成世界体系的边缘，发展趋势由本位自然走向变为对外参照走向，文化心理态势在一度封闭排外之后由内聚转为外向，从而在屈辱与自强、困顿与自救、保守与激进、封闭与开放相交错的过程中走进了与西方进行全面接触的交往时代。中国的新闻业正是这一交往时代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一部中国新闻史正是中国进入交往时代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这样一来，中国新闻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就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该如何审视百年中国新闻业与新闻观念的演进？一种传统的做法是，在体例上以政治运动的分期来排列史实，自40年代章丹枫的《近百年来中国报纸之发展及其趋势》采用此法以来，学界似乎习惯了这种做法。但仔细想来，这种做法既模糊了对新闻业内部结构及自身发展规律的整体观照，又限制了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新闻业历史命运的整体观照，从而使新闻史变成囿于民族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史或政治斗争史，使新闻观念的演进变成政治观念演进的一部分。用马克思“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观点来看，以政治运动的分期来排列史实，其实质在于，它忽略了新闻发展的现实基础——人的物质生产与交往的需要，遵照在新闻史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新闻史，幻想着政治斗争、阶级矛盾是新闻发展的动力；而且所描述的政治斗争、阶级矛盾囿于狭隘民族范围之内，因而，对中国新闻史的描述也仅具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地方性意义”，使人看不到中国新闻业与全球新闻业之间那种业已存在的联系(1)。另一方面，单一的政治视角简化了存在于新闻发展史中的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从而缺少对新闻业内部结构及自身发展规律的整体观照。另一种传统的做法是，把中国新闻史当作纯粹的事业史对待，就新闻论新闻，极少放到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中考察，而是按时间顺序、史实的简单组合构筑着封闭的体系。显然，这种做法又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新闻是人类历史性的存在而非狭隘的事业性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再详细的史料收集与考证，再广泛的地方性、专业性史料的研究，也摆脱不了狭隘的体系和视角。看来，这两种做法都不适合于我们用来审视百年中国的新闻业发展与新闻观念的演进，但同时又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深入到新闻发展的现实基础——人的物质生产与交往的需要中去，从那里去寻找新闻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去发现新闻观念与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的广泛联系；深入到新闻内部结构及自身发展规律中去，从那里去认清新闻观念演进的历程与方位。 通俗一点说，我们所要呈现的是，那些以新闻为业的人们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曾经做过什么，又曾经如何思考新闻的制作？他们为什么这样思考？其意义和价值何在？而这样呈现的目的无非是弄清楚：中国的新闻业该怎样存在？以新闻为业的人们该怎样思考新闻的制作？显然，新闻业的发展离不开新闻观念的导引，而新闻观念的演进又是以新闻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新闻实践为背景的。因此，要得到真实的历史图景，就必须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这种思路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历史进程： 其一，从20世纪初到辛亥革命，新闻从业者把发源于19世纪中叶的新闻观念启蒙推向高潮，使新闻业走向现代化。19世纪上半叶，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后，一方面，西方新闻观念像一阵风似地吹过来，另一方面，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外来的事物。林则徐以睁眼看世界的豪情和“采访夷情”的心态搜集外国人在广州、澳门出版的各种报刊，请人翻译汇编成《澳门新闻纸》，他的译报想法在魏源那里演化成“夷情备采”的主张，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服务(2)。随后又有洪仁在《资政新篇》中首次论证报纸的意义，把它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真正开启中国近代新闻观念启蒙时代的人应首推王韬，他在主持《循环日报》工作的10年（1874—1884）间，不仅开创了新的报章文体，而且还撰写3篇专文表达报学思想，在开放的心态和“君民共主”的政治思想层面上要求清廷放宽言禁，阐明报纸的信息、监督与教化意义，而这成了启发后人理解新闻、走进新闻、研究新闻的重要一环。随后，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人在扮演近代思想启蒙者角色的同时，继续延伸着新闻观念启蒙时代，启迪人们去认识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开创新闻文体和近代化报业。当20世纪新的一页翻开的时候，这个新闻观念启蒙时代已进入异彩纷呈的发展期，直到辛亥革命后以新闻为本位的时代取而代之。 其二，从辛亥革命到30年代左右，人们全面、系统地思考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问题，走向以新闻为本位的时代。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块历史界碑，它标示着共和时代的来临，也刻就了后来中国宪政近百年的沧桑。从此，媒介环境开始发生悄悄的改变，首先是言论出版自由由理想转变为一种实践。在武昌起义胜利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即把言论出版自由作为与封建专制相对立的民主原则之一，加以倡导和推行，废除了《大清报律》等前清有关报刊出版的法令，同时将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