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知道不过是出疹子。”⑿周作人在后来的回忆中也提到，当他病的很历害时，鲁迅曾对他说：“我怕的不是你会得死，乃是将来须得养你妻子的事。”⒀如此看来，鲁迅并不羞于对周作人直言抚养之事，很是考虑了一番家庭及个人的经济得失。但当鲁迅把这个个人经历转化成小说时，他却给这本可直言之事罩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其目的，就是让现代读者揭开这层面纱，直视新的智识者身上存在的阴暗心理。这是一种与现代观念相悖的有害心理，鲁迅要借用小说的形式将其曝光。　　在西方思想史上，公开承认钱财私利的思想家大有人在，只是到了后来，西方的物质财富按几何级数增长，在金钱拜物的氛围中，才冒出了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二十世纪的新思想家，他们蔑视物质世界，追求存在直觉、自我意识和生命之流这些形而上之物，这种世纪性的思想也波及到了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淡漠物质、注重精神的倾向偶合，使得新的智识者在“君子忧道不忧贫”的遗传的主观世界中，又注进了狂飙突进的兴奋剂，弄得魏连殳等一心于天马行空，而忘却了马儿也是要吃草的。正因为脱离了物质的根基而偏重于精神的追求，五四前后的新的智识者才在对钱的理解上，显露出与现代观念若即若离的状态。　　“若离”者，我们已经看到了魏连殳、张沛君之辈，但《呐喊》、《彷徨》之中，还有一批“若即”者。在《孤独者》里，申飞同样是以新的智识者身分出现的，但他却在不停地谈论着钱、薪水、现洋、积蓄之类的生计钱财问题。他头脑中的观念，是从现实的土地上生成的，以为薪水与积蓄是和进取精神并行不悖的。他也憎恶世上“拦路高卧的狗”，但却能绕将过去往前走。在接到魏连殳有了“很多钱”的信时，虽然“有些不舒服，而同时又夹杂些快意和高兴；又想，他的生计总算已经不成问题了”。正因为申飞在钱的问题上更接近现代的生存观念，所以才能在魏连殳死后“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换言之，他头顶天脚踏地地向前走，没有“头足倒置”⒁的非健全人的步态。　　尽管子君和涓生蒙受过只求个性解放的不公正批评，但他们无疑也是具有现代经济头脑的。他们按照现代公平的经济原则建立了家庭，如涓生所说：“我们的家具很简单，但已经用去了我的筹来的款子的大半；子君还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我知道不给她加入一点股分去，她是住不舒服的。”而后的生活，更是脚踏实地，涓生“学会了煮饭”，子君的手“是这样粗糙起来”。尽管失业的打击最终逼出了他们脸上的“凄然”，但他们在钱的问题上却远比魏连殳切实，比张沛君坦诚，比方玄绰勇敢。 　　申飞、子君、涓生以及许多篇作品中的叙述者“我”，都是以一种现代的眼光看待钱的。为了经济保障，避免“挑剔学潮的嫌疑”，他们“除了上课之外，便关起门来躲着”(《孤独者》)。他们并不看重虚套的恭维，公开蔑视那些“送行兼拿东西的”来客，直言不讳“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故乡》)。他们甚至像美国人吃饭馆一样斤斤计较，对吕纬甫这样的旧日同窗“听凭我付了账”，很不满意(《在酒楼上》)。他们甚至能从“几十枚铜元”中，看到“借此去维持较久的生活”的意义(《伤逝》)。他们同“若离”者一样，既非大作家，也非教授，同样日日为生计问题奔波苦恼，但他们却能跳出传统观念中消极成分的苑囿，并能移植活现代观念中的积极成分。值得提出的是，他们在作品中的位置常常是隐蔽的，有时甚至是被忽略的，但他们却不停地介入人物的生活中，与人物进行对话，从而构成新的智识者在钱的问题上的多方面视点，以帮助自己、帮助人物、帮助读者、甚至帮助作者，把与现代观念相悖离的有害心理驱逐出去。　　三、与常人的一步之差　　常人的日常所求，都是为他们自己的需要，为本体的满足与快乐。阿Q所求，是为了喝酒不赊账、睡上宁式床；单四嫂所求，除了母性本能外，更直接的，是对宝儿长大了“也卖馄饨，卖许多许多钱”的憧憬；陈士成在白日梦中道出贪欲之心：“左弯右弯，前走后走，量金论银不论斗”；高尔础干脆视“老夫子”的美誉为“狗屁”，醉心于“筹马”和“清一色”……。这就是墨子所说的常人于钱的境界：“利，所得而喜也。”其实，这无可厚非。但新的智识者既然“自以为神之子，以色列的王”，那么他们于钱的境界，就应该高一些。可事实上，在其时的物质土壤里，他们与常人的距离，也就是一步之差。　　一步之内的，是些觉悟的锐气销磨殆尽、准备于现实“马马虎虎”的新的智识者，诸如《端午节》、《在酒楼上》和《幸福的家庭》里的主人公们。他们虽然还不尽失温文尔雅，但已渐渐透出与常人相同的心思：买劈柴、买灯油、买白菜，是当务之急；像阿Q撑船便撑船、舂米便舂米一样，让教《女儿经》便教《女儿经》；有无现钱不论，两杯莲花白是要喝的，甚至想入非非，为“头彩几万元”而心动……可他们倒底不是陈士成、高尔础之流，是靠正经的教书、做事、写文章求其利的；便是与阿Q、单四嫂们相比，他们也还有一层常人所没有的心思：就是能够知觉到自己的浅近，“已经深深知道自己之讨厌”(《端午节》)，像只苍蝇，“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上。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眼底深处，还能闪出“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在酒楼上》)。可无论如何，按照行为主义的标准，他们已是攀在常人的钱财境界的边上了。　　一步之外的，是于钱财有更高境界的另一批新的智识者。他们的一生所求，不是为了本体的满足和快乐，更不想用欺世盗名的东西掩盖这些。他们需要钱，但不以此为终端目标，常人追求钱不出乎日常生活之外，而他们却始终要穿过日常生活向上。如果拿夏瑜与红眼睛阿义比，拿疯子与喝茶却不想算账的阔亨们比，这种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拿人们常喻之为姊妹篇的《孤独者》与《在酒楼上》、《伤逝》与《幸福的家庭》相比，其间也有着一种鲜明的境界的差异。需要强调的是，这是一种在“共时状态”中对比研究的差异，即让魏连殳与吕纬甫、涓生与青年作家都同时生活在一个时间状态中。换言之，《幸福的家庭》不是《伤逝》的续篇，《在酒楼上》也不是《孤独者》的续篇，它们是同时发生的故事。　　如果说《在酒楼上》是一出未完结的正剧，那么《孤独者》则是一出已完结的悲剧。吕纬甫是以自己的“随随便便”屈从了生计，而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