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15日，我应邀赴日访学，在日本逗留了一个半月。其间，主要在东京著名的东洋文库读书。东洋文库藏书丰富，但主要以“东洋学”图书为主。作为特别邀请的学者，可以直接进书库查书。一次，我在书库里查到一本1986年白水社出版的玉木重辉先生撰写的《高昌国物语》，不禁大为惊讶！这是因为，我专门研究吐鲁番历史，却从未听说过该书，也从未见日本学者引用过该书。怀着浓厚的兴趣，我用了几天时间，将该书拜读了一遍。　　该书为小32开本，连目录一共281页。前有《序言》、《吐鲁番地志》，后有《结束语》、《后记》。正文分为八章，始于“匈奴的兴隆”，止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细目见“附录”）。虽然属于“史话”一类通俗性著作，并且全书无注，但作为第一部系统的吐鲁番“通史”，仍然值得关注。　　第一章主要介绍西汉与匈奴的关系，从匈奴的崛起说到西汉西域使者校尉的设置，作为全书的铺垫，堪称言简意赅。值得注意的是，在介绍过程中，并不完全因袭旧说。譬如关于匈奴在西域设置的“僮仆都尉”，认为：不应解释为专门掌管奴隶调遣的职官，而应考虑是将绿洲的土著作为僮仆。前者针对的似乎是松田寿男先生的旧说[1]，后者则完全同于嶋崎昌先生的新见[2]。　　第二章主要介绍高昌壁的发展，从姑师的攻防说到东汉的灭亡，作为进入主题之后具有实际意义的篇章，份量显得较轻。虽然也有不少可取之处。譬如认为：根据姑师分裂，车师前国在天山以南的吐鲁番，车师后国在天山以北的务涂谷，可以推测，当时车师王族已形成亲汉和亲匈奴二派。又认为：西域都护之职，并不仅仅等同具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太守，而含有专门管理地方治安的意思，即不但进行统治，还进行租税的征收。都有一些新意。但可以商榷之处似乎更多。譬如认为：车师民族属于伊兰种。这是羽田亨先生的个人见解[3]，并不具有代表性。又认为：高昌的读音与姑师相同，应是姑师地名的遗存。似乎不知伯希和(P.Pelliot)早有“中国名称”之说[4]，也不知黄文弼先生稍后还有“汉人所命之名”的见解[5]。近年，我根据敦煌汉简和敦煌西凉文书，认为“高昌实际得名于敦煌之高昌里”[6]，证明伯希和及黄文弼先生推测正确，高昌得名应该不再成为问题。　　第三章主要介绍高昌郡到高昌国的发展，从魏晋戊己校尉的设置说到麴氏王国建国前的诸氏王国，作为近现代出土文献较多和讨论较为激烈的篇章，基本没有吸收相关的成果，显得略为滞后。譬如，这一时期，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较多，本章却仅引用了罗布泊出土的前凉李柏文书。又譬如，前章至本章屡称“西域长吏”，显系沿袭《三国志·魏书·仓慈传》的称谓，却不知王国维先生早已辨明系“西域长史”之误[7]。此外，所说“柔然的可汗任命（沮渠）安周为高昌王”，也与史实违背。当然，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见解。譬如，根据《晋书•地理志》有关记载，认为西晋的戊己校尉，已由朝廷直辖官员变为凉州刺史下属官僚。又譬如，认为魏晋时期吐鲁番的汉族人口，主要是前朝屯田兵的子孙和来自汉土的流民和亡命者。在当时而言，应是具有一定的新意的。　　第四章主要介绍麴氏王国的情况，从麴嘉即位说到麴氏王国向唐王朝统治过渡，同样作为近现代出土文献较多和讨论较为激烈的篇章，也基本没有吸收相关的成果，显得略为滞后。譬如，这一时期，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较多，本章却似乎从未留意。以至根据出土文献披露的麴嘉建国的真实时间[8]，以及可以改写高昌历史的著名的“义和政变”[9]，在本章中竟然均无任何反映。而对人所熟知的唐僧玄奘在高昌短暂逗留一事，却用了很多笔墨进行渲染。此外，在开始介绍麴嘉时，称之为小心的能吏型人物，并说：“在这方面，不仅汉族，车师的国人也能接受。”前章分析张孟明的失败，也说是受到车师的国人和汉族系的住民的排斥。似乎完全不知其时车师国早已灭亡。这些似乎都是不应有的疏误。　　第五章主要介绍唐西州到回鶻高昌的发展，从西州的设置说到回鶻的成长、分裂、迁徙，同样作为近现代出土文献较多和讨论较为激烈的篇章，吸收了少量相关的成果，较前二章稍有进步。譬如，在介绍裴行俭护送波斯王子返国，引用了吐鲁番出土的所谓“波斯王子护送者名簿”。但总的来看，对西州仍然着墨不多，关于其他背景的介绍倒是不少。譬如，又用了很多笔墨渲染唐僧玄奘返唐，还用了很多笔墨介绍阿拉伯的东进、铁勒的影响、吐蕃的入侵、怛逻斯的决战以及唐玄宗和安史之乱。但这些渲染和介绍，似乎存在偏离主题之嫌。读者需要了解的唐王朝在西州的建制，譬如吐鲁番出土文书反映的乡里制、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制等，几乎完全没有涉及，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接下来三章，除了第六章介绍回鶻王国，引用了吐鲁番出土回鶻文写经摹本及回鶻乐师奏乐壁画摹本外，第七章介绍蒙古到清朝统治、第八章介绍第一次丝路探险之风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根据的都是传世文献。由于很少和没有涉及出土文献，这里就不进行评述了。　　根据以上简评，可以知道：该书虽然不乏新见，但就内容而言，仍是较为滞后的。据该书介绍：作者为1934年生，1957年京大法学部毕业，专攻内陆亚细亚史，主要著作有《天山的雪》、《一房的葡萄》等。应属行家里手。然而，据该书后附“参考文献”十二种，依次为（原文）：　　1.ウェ•バルとリド著、长泽和俊译《中央アジア史概说》（角川文库）　　2.ヘディン著、岩村忍译《中央アジア探检记》（角川文库）　　3.松田寿男《砂漠の文化》（中央公论社）　　4.贝冢茂树《中国の历史》（岩波书店）　　5.长泽和俊《シルクロ—ド》（校仓书房）　　6.羽田明《西域文明史概说》（弘文堂）　　7.羽田明等《骑马民族史》（平凡社）　　8.羽田明等《世界の历史》（河出书房）　　9.羽田明《东西交通史》（创元社）　　10.矢泽利彦《东西文化交涉史》（中村出版社）　　11.车慕奇《シルクロ—ド今と昔》（小学馆）　　12.《西域探检纪行全集》及《ヘディン探检纪行全集》（白水社）姑且不论中国学者的论著。竟然连本国著名高昌史研究专家嶋崎昌先生的名著《隋唐时代の东トゥルキスタン研究——高昌国史研究を中心として》（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也未参考。不仅如此，在该书出版前就已对高昌史地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池田温先生的论著[10]，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