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社会伦理道德问题，是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现代化研究中所讨论的“文化”或“传统文化”，主要指伦理价值观念。它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行为方式，从而影响现代化进程，而“文化”的其他内容（如文学、艺术、文物等）则与现代化没有这样直接的关系。因此，许多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们在自己的理论遇到困难时，就转向求助于伦理的解释或转向研究伦理问题。 　　现代化进程中伦理道德问题十分复杂，人们却习惯于对它作直观的理解。比如，许多学者一谈到“腐败”，便提出“道德教育”的方案，认为只要发生一次伦理观念上的变革，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种简单化的认识更经常出现在文化学派的现代化研究中。典型的例子是大量关于东亚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的研究，半个多世纪的争论几乎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学术界以往对“东亚文化”的研究集中在“儒教伦理”上，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具有倾向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50  年代到 60  年代 ,  主要的倾向是批评儒学。“韦伯学派”是突出的代表。这个学派认为 ,  儒教伦理由于赞扬历史、崇尚过去、反对商业、反对私利等特征 ,  而与现代化格格不入 ,  是阻碍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1]  。第二个阶段大致从 7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初期。 70  年代中后期，随着东亚的经济崛起而兴起了“新文化学派”。新文化学派修正了韦伯学派的观点 ,  重新估价儒学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新文化学派内部有不同的观点，比如有“新儒家伦理”派，认为对东亚现代化起作用的不是传统的儒教伦理 ,  而是变化了的儒教伦理；有“民间伦理”派，认为对东亚现代化起了积极作用的是“民间伦理”而不是“正统思想”或“精英价值体系”；还有“全盘肯定”派，认为儒教思想带来的“组织机构的精神特征”推动了东亚的商业繁荣 ,  而不只是某一部分伦理因素起了作用 [2]  。第三个阶段是 1997  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之后。鉴于日本、韩国深深卷入危机，香港、台湾、新加坡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正升温中的“东亚热”突然冷却，一些学者又开始批评东亚文化，比如指责东亚的“家长制作风”和“团队精神”阻碍了社会创新，等等。 　　上述三个阶段说明，以往研究的总的倾向是根据一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来评论文化，经济发展状况好了便赞扬文化，经济出了问题便批评文化。这样的研究只能导致认识和文化决策上的错误。因为，各种观点尽管不同，但潜在工具效用是一样的：或者可以作为发动“精神革命”或“思想运动”的支持，或者在制造一个 myth  使人们感情激动而理智迷失。 　　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只能走向认识的歧途。伦理与现代化的关系十分复杂，不对这种复杂性作深入的学术探讨 ,  就很难有真知灼见，尽管这个话题有点激动人心并且谁都可以发表意见。 　　 　　二、传统伦理的相对不变性或相对独立性 　　 　　同样一个伦理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 ,  这就是传统伦理的可延续性或相对不变性。可以将社会要素分为四个主要的层面或系统 :   　　 A:  真、善、美大文化系统 :  变化缓慢或相对不变的系统 　　 B.  政治制度 :  变化的系统 　　 C.  社会与经济的组织 :  变化的系统 　　 D:  社会个体 :  选择系统 　　在这四个层面中 ,  最高的层面即“真、善、美大文化系统”是人类社会的知识系统 :  “真”是由关于社会与自然的科学知识所组成 ,  “善”由道德的知识所组成 ,  “美”是由艺术审美的知识所组成。由于“知识”的可积累特征 ,  大文化大系统的变化就是数量的增加。对于社会个体来说 ,  可能出现知识减少或倒退现象 ,  但对于社会群体来说 ,  知识只可积累而不可减少。伦理规范属于大文化系统 ,  它与“真”和“美”互相影响和渗透 ,  构成大文化系统的可积累性、不变性或相对独立性的特征。 　　伦理的相对不变性还在于 :  许多基本的道德规范都具有生物学和社会进化论的基础。对于解释基本道德规范的延续性 ,  休谟和达尔文的自然主义或进化论 ,  可能比康德的自然与道德二元论更具有坚实的经验基础 ,  而“阶级斗争论”的道德学说则是建立在不可证实的假说之上的。达尔文揭示 ,  由于人类抚养孩子的持久性和强度而产生的“同情” ( sympathy)  与“慈善” (benevolence)  的感情 ,  是社会合作得以展开的道德基础 [3]  。 90  年代初兴起的、以 R  ·马斯特尔斯 (Roger Masters)  、 R  ·麦克夏 (Robert McShea)  、 Q  ·威尔逊 (Q  · Wilson)  为代表的政治学“新达尔文主义” ,  把亚里斯多德、休谟、达尔文等人的理论结合起来 ,  反对把“自然”与“人”、“是” (is)  与“应该” (ought)  作绝然的区分 ,  认为“人类道德是建立在自然的道德感的基础之上的” [4]  。新达尔文主义代表了一种思潮 ,  即面临后工业社会时期的各种问题 ,  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应该指出，达尔文主义的道德起源说只是许多假说中的一种，难免具有某种片面性。但另一方面，很难否认道德具有自然的根源。只要人类以家庭形式繁衍 ,  “慈”、“孝”、“节欲”等道德规范就有存在的基础 ;  而“诚实”、“信用”等道德信念是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 ,  只要人类有社会交往的存在 ,  这样的道德信念就会有生命力。如果思想家们愿意用经验来填补自己的理论抽象 ,  比如到街头观察一下小商小贩是怎样养成勤劳、节俭和守信用的习惯的 ,  那么就不会否认进化伦理道德说的合理性。可以推断 ,  只要人类社会有疑难问题 ,  “智慧”的信念就会存在 ;  只要社会有等级分层、有竞争 ,  “勤奋”、“刻苦”的训诫就会存在。生物学或社会进化论的基础 ,  给了这些道德规范以持久的生命力。这些基本的道德规范派生出的其他伦理教条 ,  比如忠诚、勇敢、义气等等 ,  也具有同样的存在基础和持久的生命力。这些都是普遍的伦理规范 ,  隶属于普遍的人性。 　　社会基本道德体系的形成 ,  在欧洲早于基督教、在中国早于儒教。宗教常常把一些普遍的道德规范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 ,  对各种伦理规范进行“包装” (  甚至以夸张与歪曲的方式 ),  从而加强自己的生存力。至于孔子创立的“儒教” ,  则是一种世俗的宗教 ,  是对夏、商、周三代就已经存在的道德规范的概括和体系化。只要作一认真的思考 ,  就会找出儒教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节等道德规范的生物学和社会进化论的起源或基础 ,  以及各个道德教条相互间的派生关系。 　　在现实中 ,  普遍的伦理规范除了宗教意识形态体系的包装形式外 ,  还有教会的制度、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