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是中华民族中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成员。由於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和普遍的宗教信仰，藏族文化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过去，学术界对藏族文化中的宗教因素看得很重，忽视其非宗教文化的存在。而国外某些研究者中，更把藏族文化排斥於中华文化之外，否认藏族文化所具有的中华文化共性。因此，探讨藏族与各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藏族文化构建中对中华各民族文化的吸收与整合，对正确认识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无疑有著重要意义，本文拟就藏文化构建中吸收与整台汉文化问题做些探讨。 一 　　据考古资料，藏族文明史至少可上溯到石器时代，而藏区与中原的交往也至少可追溯到4000多年前黄帝时代。不过，因藏族作为一个民族最早形成於吐蕃时期，故一般将吐蕃文化视为藏族文化之源头。 　　公元7世纪初崛起於藏南河谷的雅隆部落，在其赞普松赞干布（617？一650）的领导下，相继征服各部，统一高原，建立起强大的奴隶主军事联盟政权——吐蕃王朝。早期吐蕃社会文化十分落後，“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虽有官不常厥职”。“人或随畜牧而不常厥居”，“多事羊原羊氐之神，人信巫蚬，不知节候”“接手饮酒，以毡为盘，捻麸为碗”，“其俗重壮残老，母拜於子，子倨於父。”雄才大略的松赞于布，深感这一切不能适应其奴隶制政权的需要，於是大力吸取周边地区的先进文化以构建吐蕃新文化。 　　当时亚洲最先进的两大文化——唐文化和印度文化，正从两面包围著吐蕃。由於唐初薄赋轻徭政策，促进了经济大发展，中原地区正进入“贞观之治”的盛世，文化空前繁荣，困各地和诸藩国纷纷派遗使臣、商队与求学之士到长安，使唐都长安成为亚洲一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吐蕃与唐地域相交，居民相杂，长期交往，不能不对唐文化产生特别的兴趣。 　　据藏史记载，早在松赞干布之父郎日伦赞（即论赞索）时，就从汉地输人医药、历算之术，因无文字，仅凭口传，故传播面不广。唐蕃间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始於公元641年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641—680在藏）入藏。随著公主入藏，吐蕃兴起了广泛吸取唐文化的“新文明”运动。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包括释迦牟尼佛像、60种占卜历算书籍、医药、18种工匠、各种谷物种子、众多男女侍从在内的丰富的唐文化成果，使吐蕃第一次集中、大量地接触了唐文化。而且因为政治上的联姻，开辟了唐蕃之间文化交流的渠道，使过去零星的。民间的交流，发展为官方的、正式的、经常的大规模的交流活动，为吐蕃吸取唐文化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松赞干布在文成公主的影响下，不仅带头“自褫毡局，袭纨绡，为华风”，促使吐蕃朝野兴起“渐慕华风”的习尚，还采取派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一方面“遗豪酋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和“派充侍子”。一方面“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又请造酒、碾、礼、纸、墨之匠”，招“知汉书舍人”。吐蕃子弟进入太学及律、算等学中就读，“在当时长安城里，曾形成一个相当大的吐蕃人聚居点”吐蕃子弟少小人学，经过长时间的汉文化教育，有的人被唐朝留下做官、委以“吐蕃舍人”等职。他们返回後，大都成为吐蕃的重臣，担负著维系和发展唐蕃交流的任务。如被《唐书》称为“颇知书”的吐蕃大臣仲家，就是“少年时尝入朝，诣太学生例读书”，唐高宗时多次担任吐蕃遣唐使。又如担任迎聘金城公主的吐蕃宰相名悉腊，也是早年留学长安，曾被唐朝任为“吐蕃舍人”，“朝廷皆称辨才”。”他对古诗文有很深造诣，曾参与唐中宗柏梁联诗。 　　而那些来唐“人侍”的吐蕃人，由於“或持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据庠序，高步黉门。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击朝章，知经国之要”，更多的接触到唐之制度与礼仪文化。回去後对於借鉴唐文化改造吐蕃社会文化更能产生大的影响。如著名的吐蕃大论禄东赞就曾将其子钦陵人侍唐，“因充侍子，遂得远观中国兵威礼乐”，成为吐蕃权臣。 　　继文成公主之後，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入藏再次掀起唐蕃文化交流的高潮。金城入藏时“帝念主幼，赐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随行的汉地技艺之士特别多，对吐蕃工艺、音乐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金城公主为促进唐蕃和好，极力从事於唐文化的引进，她曾向唐求取《礼记》、《春秋》等儒家经典，说明经过国学的培养，儒学已在吐蕃上层中有了一定影响。金城公主时赤松德赞（742－797，755—797在位）父子崇佛，公主便积极引荐汉僧入藏，同时促成赞普派人赴唐学取佛法。公元781年，唐廷因“吐蕃遣使求沙门之善讲者，至是遗僧良涌、文素二人行，每岁一更之”，把派汉僧人藏传法规定下来。此外，受吐蕃直接邀请和自发人藏的汉僧也很多，藏文古籍《译师遗教》、《大臣遗教》中记载的入藏汉僧名字就有30馀人。著名的摩诃衍那（大乘和尚）就是应赞普邀请自沙州人藏的一名汉僧。他人藏後传讲禅宗顿悟教法，“吐蕃大多倒喜其法，并学其道”就连赞普之妃和姨母等贵胄夫人30除人也拜他为师，出家学法。”金城公主时还有“大量藏人来内地学医，并翻译了许多医书为藏文”在这一时期，许多在吐蕃王朝任职的汉人，为唐蕃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如被两次派往内地求取佛经、医药的桑希（sangnshi)原为随金城公主人藏的汉族官吏马窦之子，幼充舞童，与赤松德赞为伴。故又名“甲楚噶堪”(rgya--phrugugapemkhan，意为“汉童舞者”)。赤松德赞即位後，对其深为倚重，充当了求取唐文化的特使。 　　9世纪吐蕃王朝崩溃後，藏区与中原的交往并未断绝。五代时兴起“茶马互市”，使晚唐开始的“银马互市”为主的汉藏贸易有了大的发展。仅前蜀王建在汶、黎、维、茂州所市之马，就有1．2万匹之多到了宋代，更将这种互市制度化、扩大化。从而使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伴随茶马互市而加强。元代以来因中央王朝对藏区的洽理加强，藏区与祖国内地的联系，藏汉民族的交往亦随之发展，大批政府官员、戌军、商贾、技工进人藏区，有的还藏汉通婚，长期定居於藏区，而藏区的僧俗首领到内地朝贡，藏族高僧到内地传法，一些藏族人在中央政府中供职，以及大量藏商来往於内地、藏区，使藏汉文化交流进人新阶段。  二 　　在藏族文化中常可发现吸收汉文化的历史积淀。 　　（一）宗教文化方面汉传佛教所创的禅宗在吐蕃时期曾有过相当大的影响，藏族宗教家也认为“宗门（即禅宗）就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