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得及认真思考”，“吴虞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没有得出积极的结论”，“结果，原本激进的非儒主张并未得出什么更为先进的结论”。这个评价显得不那么公允。所谓“积极的结论”和“更为先进的结论”，我的理解是，指吴虞没有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来批判孔学，也还没有明确地具体地指出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吴虞的要求未免过高，也近似于苛刻。一是在五四爱国运动以前，文化新人都是借助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武器与中国旧文化决斗，他们在那时还不可能运用更为先进的理论与方法，因而关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与出路问题，不可能得出“更为先进的结论”；但是，如果缺少了这时的环节，绝不可能有此后揭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文化批判，从而得出“更为先进的结论”。这就是说，吴虞对于孔学的批判以及所达到的水平，不可能超越历史所能给予的既定条件，他对于孔学的批判已经达到了其时文化新人与旧文化斗争的平均水平，是值得珍视的。二是吴虞对于中国旧文化的批判，虽然打上了时代烙印，是“匆忙的”，但却是极其严肃认真的；在探索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径时，也是找到了前进的大方向的，即走出中世纪，融入世界文化发展的轨道。他说：“呜呼！太西有马丁·路德创新教，而数百年来宗教界遂辟一新国土；有培根、狄卡儿（今译笛卡儿）创新学说，而数百年学界遂开一新天地。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吁！”这也是五四文化新人在抨击中国旧文化时运用西方民主主义文化作为参照系的共同认识，在那时当然是进步的。     还有论者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探寻吴虞非儒反孔的学术渊源，这对于认识吴虞的学术思想理路无疑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仅仅判定吴虞的学术“内源”，得出“吴虞非儒反孔的思想渊源，主要是传统文化内部的非正统、反正统思想因素”，就未免顾此失彼了。从吴虞对李贽等反叛儒家正统思想的高度评价来看，吴虞的确存在非儒反孔的学术“内源”；但是如果仅仅如此，吴虞就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吴虞了。应该说，吴虞非儒反孔的学术渊源以“内源”为基础，以“外源”为依据。所谓“外源”，即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正因为吴虞主要的以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武装，他才得以跻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激流，并赢得了“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和“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称号和相应的历史地位。 四     鲁迅参加到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激流中来，比陈独秀、李大钊要晚一些。但鲁迅一加入到破除中国旧文化思想笼罩的行列，就以他颇有文化特色的杂文和很有吸引力的小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狂人日记》中，鲁迅揭穿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封建统治者“吃人”的历史；统治者在“仁义道德”的伪装下，干着嗜血食肉的吃人勾当。他借小说的主人公的口吻说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里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对中国封建社会“吃人的礼教”的批判，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促进了人们对毒害其思想的旧文化的反思。鲁迅的《狂人日记》，有力地声援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于封建主义的批判。受这篇小说的影响，吴虞从历史与理论的角度写下了著名的《吃人与礼教》论文。吴虞说：“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的，这真正是奇怪了……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     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站在民主与科学的角度批判中国封建主义有所不同的是，鲁迅更多地则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向着封建文化猛攻。在《我之节烈观》的文章中，鲁迅谴责了封建主义“贞节”道德给妇女造成的苦难：“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因而他呼吁道：“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在1925年发表的《寡妇主义》的文章中，鲁迅继续声讨了强加给中国妇女的落后的道德。如果说《我之节烈观》批判的是封建的夫权主义，那么，《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则痛斥了封建的父权主义对于孩童的无情折磨。他揭露说：“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他呼吁：“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这篇文章的主题，我认为应该是对于上一年在《狂人日记》里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喊的深化。在新文化运动中，经常翻滚在鲁迅心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决不能让旧时代的伦理道德再毒害甚至吞噬我们的后人。     对于鲁迅的评价，一方面存在着超越层次的无限拔高，一方面又存在着对于鲁迅作品的“误读”。例如，西方有研究者称，鲁迅“对中国糟糕的过去和现在的‘全盘否定’的形象化描绘，和他的‘新文化’同行的描绘相比，如果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更为阴暗”。关于“全盘否定”论在这里姑且不论，通过以上简略的分析，“阴暗论”没有真实的依据，倒可以得出“希望论”：鲁迅一方面对于以“吃人的礼教”为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进行坚决的批判，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充满希望。鲁迅所进行的毫不留情的批判，正是“充满希望”的心理活动的表露，前者以后者为基点和基础。     在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候，具有民主主义文化觉悟的文化新人，同忧同感，心心相通，为了满足社会进步对于新文化的精神需求，他们以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为共同的心理基础，结成一个“开风气之先”的进步的文化群体。  注 释：     ①②③④⑤陈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