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看到的是母性中心文化和性别平等理念；环境主义者从中看到的是人与动、植物世界的依存与共生；信仰追寻者从中看到的是圣洁的精神性；价值失落者从中看到的滋养生命的原始魂灵；身心受害者从中看到的疗救之希望，后现代哲学家从中看到的是解决人类现实困境的永恒之和谐……      美国人类学家戴蒙德70年代发表的《寻找原始人--对文明的批判》一书，意义深远。书中对西方话语中的所谓"原始"做出完全颠覆性的解说，使"原始/文明"二分的价值模式与思维模式彻底翻转过来，其文化寻根的意义不容低估。戴蒙德对"原始的"再定义是：     原始的=文明前的；异化前的。5     具体说来，原始的不再具有贬义，其特征有四方面：1、用仪式来表达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基本需要；2、强调存在（existence）而不是本质（essence）；3、个人对自我和社会负有责任；4、缺乏对分析式的思维方式的关注。     《寻找原始人》这个标题也具有号召性。人类学家往往为了专业需要而离开自己的文化，深入到边远的异文化中去。而形形色公的原始主义者们却是出于精神治疗的渴求才放弃文明人的城市生活，到部落社会乃至人迹罕至的野生丛林中去。他们宁愿选择与古朴的原始人为伍，甚至与大猩猩，猿猴等高等运动为伍，从中发现伊甸园罪恶之前的纯真生活体验。《原始的激情》中写到的纪德与荣格在非洲的体验，D．H．劳伦斯在新墨西哥的体验，珍妮．古多尔（Jane Goodall）和狄安．弗西（Dian Fossey）在非洲灵长动物中的迷狂般体验，可以说都是前一个世纪高更在塔西提岛的灵魂探险之翻版，西方知识分子为了在非西方文化中找回已经逝去的理想所经历的地理探求与精神探求之旅，看来至少在目前还远未终结。     这种探求的未来发展会给全球化的世界带来哪些变化和哪些启示，仍是值得文化研究者高度关注的课题。 二、对待"新时代"的两种态度     2001年去英国访学，特别留意实地考察学院派以外的民间思想运动的情况。在牛津、伯明翰、爱丁堡等地访问咨询了有关专家，也读到一批与文化寻根运动有关的书。对新时代的了解有所深入，过去弄不懂的一些文艺和文化现象现在终于有了贯通理解头绪。     比如说，以前看未来学家托夫勒（Alvin Toffler）继《第三浪潮》之后的《力量的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一书。该书结尾题为"对一个新的黑暗时代的渴望"。当时怎么也看不大明白。托夫勒把新时代运动所代表的20世纪晚期的全球精神复兴运动看成是以嬉皮士运动为先导的抨击世俗主义和工业文化的社会运动。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势力，因为其性质就在于，它是继共产主义的集权主义之后，能够与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民主政治体系相敌对的替代力量。托夫勒写到：     与长头发同来的还有强烈的技术恐惧症和对神秘主义、毒品、东方崇拜、占星术以及杂牌宗教的普遍兴趣。这个运动仇恨它所看到的工业社会的一切，极力鼓吹返回某种罩着光环的神秘的过去。它所崇尚的重返现实主义、奶奶的老花镜、印第安念珠和头带都是嬉皮士抗拒整个大烟囱时代、渴望返回工业化前的文化的象征。当今这一正在蔓延的方兴未艾的"新世纪"运动就是由上述嬉皮士运动的种子生成的。6     这里的"新世纪"运动就是新时代运动的另一种译法。中国的读书界乃至大众传媒对这个词组还十分陌生，很容易被托夫勒的一面之词所蒙蔽。这个运动在西方世界已经风行了好几十年。作为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性的反拨，其影响力所及，上自大都市的知识界精英，下至乡镇社区百姓，日益形成声势浩大的思想文化风潮，至今尚看不出有衰减的迹象。对待这一运动的态度在欧美社会的朝野之间有很大差异，梳理这方面的思想线索，关注其发展趋势，是我们了解西方当代文化格局及其内在矛盾的一个重要视角。     托夫勒把"新时代"这个词解说为"新的黑暗时代"，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学院派和准学院派，官方或半官方对待民间思想文化运动的看法。如果我们没有忘记托夫勒不仅当过杂志主编，大学客座教授，还是美国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的话，他的身份立场就和他的这种观点吻合起来了。从冷战时代的反对共产主义态度，到后冷战时期的反对"新的黑暗时代"的立场，托夫勒这位预测学家的意识形态背景表明他的预测还远远达不到科学的价值中立要求。不过他的这些看法可以代表某些置身于这场运动之外的局外旁观者的评价。     无独有偶，另一位具有官方背景的美国学者，文明冲突论的倡导人亨廷顿也使用了类似的比喻措辞来指称威胁当代文明的野蛮势力。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结尾处写道："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似乎在许多方面都正在让位于野蛮状态，它导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一个全球的"黑暗时代"也许正在降临人类。"7尽管这两位影响力很大的美国学者所担忧的降临世界之"黑暗时代"在内容上不尽相同，但是他们自诩为文明代言人的那种身份认同，他们对"野蛮"和"神秘主义"的敌对态度却显出惊人的一致。借用艾里克.切菲兹的术语，这种代文明立言的做法可以归入"帝国主义诗学"话语一类，该话语从莎士比亚时代起就一直就把白人以外的有色人种视为野蛮文化的代表。8     2001年12月，曾担任过三届美国总统首席政策顾问的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出版了《西方之死》（The Death of the West）一书，把当年德国人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说又更加耸人听闻地推进了一层。在他看来，导致西方文明走向死亡的根本原因就是两个主要方面：肉体上，白人的生育率下降，这是避孕药充当了西方的自杀药。而大量非白人移民的涌入逐渐改变着美国人的种族成分；精神上，传统基督教信仰的终结与新兴宗教势力的迅速扩张，使西方精神不复存在。他所说的与传统基督教对立的新兴宗教势力，当然包括新时代运动在内。布坎南这样一种与民族主义与反全球化主义纠结在一起的政治态度，已经把托夫勒、亨廷顿的观点推向极端。     如果把托夫勒与亨廷顿的观点看成是人类学考察文化现象的"外部方法"，也就是帝国主义诗学的一面之词，那么下面还要引用与之相对的"内部方法"或"内部视点"，用我们熟悉的话叫做"同情之理解"。我在伦敦大学读了苏珊.格林伍德（Susan Greenwood）的著述，才意识到为什么亨廷顿等人对新时代如此惧怕。苏珊.格林伍德虽然出身学院派，但却是对新时代运动抱有同情的英国人类学博士，也是这方面最活跃的理论代表之一。她刚在《超越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