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社会民众的适应性反应活动，认为民众只是消极地适应精英领导的活动。在俄社会转型遭遇重大挫折之后，她对自己的理论作了修正，认为俄社会转型艰难的原因在于缺乏社会内部生成的动力，同时也表露出对俄现有“精英”的失望。她认为社会转型是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它涉及社会体制的三个方面：即权力机构等作为社会外壳的社会制度、社会里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内核的社会文化。改革活动最先涉及的对象是社会制度，特别是决定社会的制度社会类型的那些社会制度：权力制度、所有制、市民社会和人权。社会体制中比较深层和比较难以控制的层面是社会结构，对其不可能直接实施改革，只能通过相关制度的变革来实现预设的变化，社会结构是衡量和评价社会转型的社会指标。变革最基础的战略目标是社会文化，它包括社会价值观结构、需求结构、社会动机及其趋势、日常生活活动的规范和方式等，社会文化是衡量社会变革前进或倒退的重要标志。而决定和影响这些变化的社会机制主要是“社会行动者”的相互作用。（T·扎斯拉夫斯卡娅，2002）在这里她几乎完全接受了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亚多夫认为，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出发点应该在肯定社会变化合乎常规的同时，不应该有任何预先设立的综合评定标准，社会理论中除“实证知识”外，还应有人的价值舍取。他指出，研究社会转型的第一要点是必须认识到社会转型不仅仅是制度的变迁，更重要是社会行动者的作用。而社会认同是社会转型研究的第二要点。就俄罗斯而言，它是不属于欧洲文明的“另一个欧洲”，西方社会的稳定是依靠横向相互作用的公民社会结构，而俄罗斯的社会体系是纵向相互作用为基础的金字塔。他认为，俄罗斯的文化特点决定了俄社会认同的分裂，这决定俄社会转型趋势将是一些大城市成为西欧类型社会发展的“前哨”，而在这些城市的周围是一些保留了相当多俄罗斯传统秩序、甚至苏联时期传统秩序的“停滞”地区。（B·亚多夫，2002）其实亚多夫的观点并不新，在这里我们似乎又看到了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初俄理论家索洛维耶夫、别尔嘉耶夫、弗兰克等民粹派思想的复活。阿希耶泽尔认为，俄罗斯社会处于东西两种文明之间，是兼有两种文明的文化和社会关系成分的一种特有的中间文明，这种文明缺乏本质联系，容易产生悲剧式的事件，从而使破坏性再生产占有主导地位，正因如此，社会无法克服文化与社会关系间的矛盾，所以他认为俄社会是一个分裂的社会。他又指出，分裂是社会价值观念的表象，当对立的价值观念出现分裂时，社会与国家之间、民众与权力精英之间、民众与思想精英之间、精英与精英之间就会产生混乱，俄罗斯目前就是处在这样的状态之中，这也是俄多次无法实现顺利转型的根源所在。（A·阿希耶泽尔，1995）     总的而论，俄社会转型理论都是基于俄罗斯社会现实及历史文化的痛苦反思，各具特色。但一个共同的问题是无法回答俄罗斯的现实所需，对俄的未来发展趋势及改制方案未能给予准确的回答，因此还不能说是成熟的理论，同时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俄理论界的迷茫及俄社会转型的实质性艰难。   二、俄社会转型理论立论的经济基础     任何一种理论的提出都是源自当时经济基础的理性回答，俄社会转型理论也不例外，可以这样认为，俄社会转型理论的阶段性变化就是俄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状况的理论脚注。     如前所述，俄社会转型始于前苏共二十七大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问题上的突破，当时的苏联处于高度的计划经济和集权的官僚体制控制之下。据统计，1985年国有经济成分在就业人数、产值、固定生产基金中的比重分别占全国的81.4%、86.6%、88.1%，而1990年其比重分别为76.7%、82.7%、88.9%。（年鉴1990：51）也就是说实际的社会转型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十分有限。真正的俄社会转型应该起始于1992年的俄罗斯私有化改革，将俄的整个经济体制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主导转移到以市场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是当时俄政府的主要目标。俄私有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证券私有化”阶段（1992—1994年），通过发给公民私有化证券无偿地转让国有资产；“货币私有化”阶段（1994—1996年），通过出售企业股票有偿地转让国有资产；“个案私有化”阶段（1997—2000年），停止大规模私有化，转为按“点状方案”有选择地个别地进行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但转型后的后果却令人担心，正是在转型期内俄罗斯的经济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衰退，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这次衰退所造成的损失超过了1929—1933年大危机时代的美国或1941—1945年的卫国战争。1991—1998年，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43.3%，工业生产总值下降达56%，而卫国战争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只下降了24%。（陈兼，2004）俄就业状况也不乐观，1998年21—25岁的人失业率为2%，再就业率为15%，而41—45岁的劳动力失业率高达41%，再就业率也只有27%。（E·卡列诺娃，1999）尤为可惜的是俄“丧失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作为一个拥有知识力量的大国的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俄科学家的数目从340万下降到130万，俄国家对于科学和学术发展的投资则在90年代中后期下降到了只有80年代末的1/12。（陈兼，2004）     俄社会转型给俄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而比经济数据更具有负面性冲击作用的是给普通人民带来的种种苦难，由苏联解体而产生的巨大震撼还仅在眼前，俄罗斯几乎在转瞬之间又被带到经济与社会崩溃的临界点。1999年俄消费价格上涨6168倍，居民实际货币收入下降60%，同年“恩格尔系数”达到52..0%，同时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据推算，2000年俄富人阶层占总人口的1.5%、中间阶层占20%、穷人阶层则占70%，基尼系数1999年达到0.394。（俄统计局，2001：106）农村更陷入困苦之中，1998年,46.7%的农村人拥有的可支配资金低于最低生活费标准。1999年农业中的平均劳动报酬为整个经济部门的39%，同年农村劳动力失业率也达到20%。（乔木森2001）工农生产品的价格剪刀差进一步拉大，如1995年与1991年相比，工业品和服务价格上涨了2299倍，能源价格上涨了5399倍，而农产品的价格只上涨了769倍，这使农村人遭受的损失达183亿卢布。（薛君度等，1997：249）巨大的落差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犯罪现象不断加大。如1996年农业企业中共发生犯罪案件2000多件，占经济领域全部犯罪数量的1/4，造成物资损失5800亿卢布，有学者估计，大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