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是基础。它是决定上层建筑和一切意识形态的条件。社会经济的变化既是社会生产力的表现，又直接影响着阶级关系的变化。所以，社会经济结构不单是社会经济形态的构成形式，而且在阶级社会里，它直接关系到阶级斗争的进程、特点和结局。 　　鸦片战争前，就整个中国来说，它是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在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下，中国逐步丧失了独立的地位，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地处沿海或接近汉族地区或交通方便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和汉族一样经历了上述变化，逐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境地。但是，由于我国幅员广阔，民族众多，因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发展相当复杂，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民族与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同一个民族里不同地区发展也不平衡。就社会形态来说，呈现了多样性：其中有处于封建领主制阶段的，有处于奴隶制阶段的，也有些直到解放前还没有发展为阶级社会的。少数民族地区多种社会经济形态和汉族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共同存在于一个统一国家中，这就是辛亥革命前，我国社会经济最明显的特点。这个特点说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在辛亥革命前有跟汉族社会经济的相同点，又有许多不同点。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时期，少数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跟汉族人民革命斗争有一致性，但又有自己的许多特点。 　　在本文中，我仅根据已经有的，但不够系统和全面的材料，对辛亥革命前，我国少数民族的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与阶级关系变动的情况，作一些初步探讨。 　　就全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来说，社会经济有一部分接近汉族或相当于汉族水平。如满、蒙、壮、朝鲜、白、回、畲、布依等民族，在鸦片战争前都是以耕织相结合或耕牧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占主要地位，接近汉族水平。有的民族虽然某一地区尚保留落后于汉族经济水平，但就其整个民族的多数地区来说则相当于汉族水平，如苗族等。总之，情况十分复杂。接近或相当汉族经济水平的少数民族地区，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其自然经济都开始逐步分解。但是，在鸦片战争后的最初十多年里，这种分解进行得十分缓慢，只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侵略者同中国反动统治者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种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中国的海关、财政、金融、贸易、航运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势力，而腐朽透顶的清朝封建政权这时已经丧失了自卫能力，开始变为外国侵略者的工具。在这种形势下，一直在顽强地阻碍着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小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才开始了逐步的分解。这种情况在汉族地区是这样，在接近汉族水平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如此。 　　首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遭到破坏。 　　资本主义入侵后。外国商人除了在我国大量推销商品外，还在广大农村加强经济掠夺，这一方面加速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破坏过程，另一方面也促使农民极端贫困化。所以，少数民族自然经济的破坏是伴随资本主义侵略而来，又随着它侵略的程度而发生变化。例如，我国东北满族自然经济的分解就是从一八六一年牛庄正式开辟为通商口岸后逐步开始的。因为，从这个时候起，不仅俄国和日本在积极争夺东北市场，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也接踵而来，极力向东北扩张势力。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在东北迅速扩张，到了二十世纪初年东北地区的洋货充斥城乡市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受到极大破坏。“近复交通四辟，远来物品，充斥市□。吾民无创造之才，何自而筹抵制之法。其大而精者无论已，即粗如布匹，小如纸张，尚不能不仰于外方之输入。在昔无此漏□，虽日涸于内，尚可以弥缝接续，而不即暴露。今则日用之品，南北交驰，大半为外国制造，一若全球生计竞争之点，集此一隅，其涸固可立而待也。”(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十一。)农业品卷入商品流通市场，输出国外。这一方面促使满族地区商业性农业如大豆、柞蚕、烟、麻等经济作物迅速扩大耕地面积，另一方面造成农民作为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对象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原料掠夺对象同市场发生关系。外国商人“每值夏秋之交，辄以贱价，向农民预先订货，并取民人地契作押”(清·《锡良奏稿》第二册，第1086页。)，加紧对满、汉各族农民的掠夺，自然经济不仅遭到严重破坏，满、汉各族农民的贫困破产的情况也不断增加。 　　又如，北方的蒙古族，在鸦片战争前是一个以农牧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民族。鸦片战争后，它们的政治、经济命运也同其他民族一样。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蒙古地区，一方面破坏了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它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蒙古族的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的社会；另一方面，它们残酷地统治蒙古地区，使这个地区逐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社会。蒙古族地区自然经济的变化也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加紧入侵的情况下开始的。一八六二年，沙俄强迫清政府订立一纸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一八六九年又加以改订。从此，沙俄就享有深入蒙古地区随便贸易，概不纳税的种种特权。一八八一年，沙俄进一步迫使清政府在蒙古、新疆的国境线上开放三十五处卡伦，准许俄国商人自由出入。这样，跟着俄国商人的足迹，外国商品泛滥于蒙古地区，而蒙古地方的皮毛、牲畜、土产则被俄国商人满载而去。同一时期，英、美等国的商品也通过张家口日益增多地销售到内蒙古中部和西部各地。这样，到十九世纪末，南起张家口、北抵库伦等蒙古物产集散地的市场，就已基本上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所控制。外国商品在市场上逐渐排挤和代替蒙古地区的产品，连蒙古人供奉的铜佛像也由外国进口。据统计，二十世纪初，内蒙古地区日用品计有153种，洋货竟占121种。由于洋货的大量进口，蒙古地区城镇手工业作坊纷纷倒闭，许多手工业工人失业，沦为赤贫，农、牧民日益贫困。 　　在南方和通商口岸附近地区的少数民族遭到外国经济侵略最早，自然经济瓦解更为早些。许多地区在鸦片战争后就开始了瓦解的进程。以壮族为例，在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就由西江经梧州沿郁江、柳江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