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h-and nineteenth-century Liaoning." In Population and Economy: From Hunger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 edited by Tommy Bengtssen and Osamu Sait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mes Lee and Cameron Campbell, 1997. Fate and Fortune in Rural China: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Behavior in Liaoning 1774—187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mes Lee, Cameron Campbell, and Wang Feng, 1993. "The last emperors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demography of the Qing ( 1644—1911 ) imperial lineage." In New and Old Methods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edited by Roger Schofield and David Reh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mes Lee, Wang Feng, and Cameron Campbell, 1994, "Infant and child mortality among the Qing nobility: implications for two types of positive check. " Population Studies 48(3) : 1—17.     ⑦  Lee and Campbell 1997, 第79页。⑧  鉴于人口户口册是在春节一过后即重新整理，报为一岁新生儿的实际年龄不会大于几周或几个月。 所说，中国历史人口死亡率的主要特征是其长期的稳定性。①我们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中对这些死亡率的波动作出了如下的结论：“尽管历史上有过死亡率剧增，但这些危机不足以影响人口长期增长的趋势……[这些危机]看起来更象是由政治与组织方面存在的问题所致，而非人口过多的结果。”①因此，我们之所以没有提供由于死亡危机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不是要将死亡危机“从人口统计记录中抹掉，”而是基于我们认为这些危机不是人口过剩的产物，同时并不足以影响人口长期变化的考虑。③至于我们的人口长期趋势示意图未能反映出每一个死亡危机所带来的死亡人数，则是由于我们的图中以50年为一分段，没有考虑每个50年内的人口变化。 因此，我们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中把介绍死亡率部分的重点放在死亡率水平，而不是波动上。④我们给出了男女性人口在出生时、10岁及20岁的期望寿命，有的是全中国，有的是某地区的历史人口。⑤这些数字所表明的是，历史上的死亡率水平相对稳定，以女性出生时期望寿命在略高于25岁，男性在35岁左右的水平上。这些不同的结果所清楚表明的是，死亡率在19世纪中没有明显持续上升的趋势。同时，人口期望寿命的大幅度上升是在20世纪中期推广公共卫生项目后才开始的。我们所提供的数字包括了所有我们能找到对微观历史人口的研究成果。唯一的例外是那些未能计算出生时或童年时期望寿命的研究结果。⑥黄宗智在对彭慕兰及我们的批评时，只从诸多数字中挑选一个加以修改，并以此来与对18世纪英国的女性出生时期望寿命一个估算数加以比较，从而证明中国与欧洲在死亡率水平上的差异。⑦ 我们对死亡率的深入分析也表明，由非人为因素造成的死亡率波动并不足以表明人口规模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辽宁死亡率随经济条件变化而波动，⑧而在其后的研究中我们进一步发现死亡率对经济的反应主要集中在成年与老年男子人群中。⑨成年男子的死亡率是各人口群中最低的。所以即便这个人群的死亡率随经济条件恶化而大幅度上升，其对绝对人口死亡人数上升的影响仍是十分有限的。同时，老年男子的死亡率上升对人口增长也影响甚微，这是因为这些人本来与自然死亡只有咫尺之距。非人为因素死亡对人口规模造成较大的影响，只能通过对儿童或成年女性人口死亡率而起作用。而我们的研究表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Zhao Zhong wei. 1997b. "Long-term mortality patterns in Chinese history: evidence from a recorded clan population. " Population Studies 51(2) :117—28.    ②  见Lee and Wang，1997，第36,43、45、174、195页。    ③  彭慕兰也提到19世纪中期所出现的内战和其他灾害本身也无以证明是由上个世纪的人口过多所造成的。    ④  同时，尽管我们本人在书中没有象黄(2003，第168页)所指那样对中国和欧洲历史上的期望寿命加以比较，但是雷伟力和王国斌(1998)和彭慕兰(2000)对此所做的比较颇具道理。对微观历史资料分析所得出的中国与欧洲18世纪的人口期望寿命大致上是有可比性的。    ⑤  见Lee and Wang，1997，第54—55页。    ⑥  如我们没有包括刘翠溶的计算结果。刘的数据无法被用来计算十五岁以下男性人口的期望寿命。刘翠溶，1992，《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上下卷，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Liu Ts’ui-jung．1995a．“Demographic constraint andfamily structur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ineages, ca. 1200—1900. " 1995b. "Historical demography of south China lineages." In Chinese Historical Microdemography, edited by Stevan Harrell.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⑦  黄宗智，2003，第168页。我们对黄所使用的数字有如下疑问。首先，他所用的仅是我们提供的30个不同数字中的一个(Lee and Wang 1999，54—55)。其次，他所选的是一个有溺女婴行为的人口，这意味着这个人口在出生时的期望寿命无法代表一个“不受干涉／自然的”人口死亡体系。他的假设是，除了正常的婴儿与儿童死亡率之外，还有25％的女婴在一岁前死于溺婴。鉴于历史上影响女性出生时期望寿命的因素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大相径庭，黄的这种比较方法值得疑问。    ⑧  Lee and Campbell 1997, 42.    ⑨  Campbell and Lee, 2000. 除对婴儿死亡率之外，经济条件变化对其他儿童以及成年和老年女性死亡率的影响并不明显。① 而死亡对人口规模的限制，通过人为的如溺婴手段所造成的影响很可能要大于高龄人口由非人为因素造成的死亡的影响。黄宗智通过对各种证据，主要是我们所提供证据的综合，得出了溺女婴在穷人中以及经济状况不佳时尤为盛行的结论。对此我们从不表异议。我们许多的研究成果与这一结论是一致的。②然而，我们也指出，溺女婴并不仅限于穷人或一定是经济状况不佳时才有。③即使清代住在北京的皇族人口也曾溺女婴。这种做法在皇族人口的下层中尤为盛行。这些人的收入远高于北京的一般百姓人家，更高于乡下的农民家庭。但他们溺女婴的概率不仅两倍于其他皇族人口，也高于居住在辽宁的普通旗人百姓家庭。④ 要确定溺女婴在中国历史上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