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钱。所以，参与是一种权利，权利则是一种保险，它是弱势群体改善自身地位和处境的根本之道。”  （洪朝辉，2002）参与权利是一种更具有长远性和根本性的反贫困策略。“社会权利是经济待遇的基础，也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同样，在缺乏参与机会的乡村政治“场域”，村民自然养成了政治冷漠的“惯习”，而这种“理性的”无知和冷漠对于福利公共产品的供给来说，是一种负面的激励。如果说，在“企业无情、政府无能、法律无用”的“三无”状态，中国的城市贫困具有了制度化的特征，对于现政府的合法性和政治的稳定性构成了威胁。那么，在农村社会权利贫困的后果当然也有前述的方面，但主要还是现代化的延迟和倒退，是贫穷、落后的延续和深化。 五、合法性的重新寻求     合法性问题，一直是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从韦伯到哈贝马斯、吉登斯，都在努力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韦伯首先对合法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和概括。本文在此只想讨论合法性的来源问题，讨论在新的全球化场景下如何寻求乡村政治的合法性，这对福利公共产品的提供有何意义。     合法性问题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1）对于处于命令-服从关系中的服从者来说，是一个对统治的认同问题；（2）而对命令者来说，则是一个统治的正当性问题。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的，如果被统治者认为统治是不正当的，那么就不会认同和服从这种统治，而是会采取各种途径规避现有的统治。“任何一种真正的统治关系都包含着一种特定的、最低限度的服从愿望，即从服从中获取（内在的和外在的）利益。”除了经济的、习俗的、理性的因素，合法性还要一种“信仰”的因素（韦伯，1998上：238~239）。作为一个政治学概念，统治的合法性取决于它培养和建立的对其意义的普遍信念，取决于能否让被统治者对于统治处于一种“无思”的状态。如果统治是成功的，它就能够唤起被统治者自愿的服从愿望，而不是仅仅依赖于强制力。所以，在诺斯的国家理论里，对意识形态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因为它能够有效地降低或提高“交易成本”（诺斯，1994；2002）。     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的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或“投入危机”，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如政治稳定）受到威胁，而是由于各项政治计划、行动使得“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果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政治系统的危机的来源有：（1）合理性危机，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履行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2）用行政手段无法确立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前者和经济危机相关，后者与文化危机相关。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同时给教育和就业系统提供劳动动机。而对于一个变化的政治系统，现有的文化系统与之的不配合（match）是产生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哈贝马斯，2000：65~68）。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传统的社会整合机制被损害，普遍主义价值超载，科学主义和商品化、世俗化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所有这些产生的不能满足的需求使得整个文化系统陷入危机状态。文化系统在政治系统之外，行政干预或  “政治化”会带来意外的副效应，无法将之按照现有的政治格式化，何况现有的政治系统的内部可能就是紊乱的；这一切对于一个转型社会的政治系统来说，都可能成为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根源。     以上的讨论并非纯粹学术的，在90年代以来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推动下，西方意义上的合法性危机已经渗入到中国的现实中。一方面，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各级政府必须不断证明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方面当今的“人民”已经不是10年前的“人民”，对政治提出了更非意识形态的、更切合实际的需求，需要真正的“服务”，而不是虚假的承诺。虽然正如阿尔蒙德指出的，即使最野蛮、最专制的政府也可以通过高科技的宣传手段和有效的策划取得公众对政治共同体的普遍认同。但是，对于公众的本性来说，这种为统治政治服务的“虚假的意识形态”迟早会在觉悟中被打碎，这时候人民就要求回到卢梭，重建公共政治。新的政治体系会在成分代表大众利益的基础上“获得合法性并超越合法性问题”（张康之，2004b）。  [23]       在当代西方社会，“解放政治”之后有“生活政治”的兴起（吉登斯，1998；2000），这可以看作“获得合法性并超越合法性问题”的社会运动。解放政治关注的是“他者”自由选择的条件，关注的是权利和资源的不平等分配，立意于让所有公民服从一种正义、平等、参与的社会秩序。生活政治的要旨在于对每个“自我”的整体性（personhood）、个体性（individuality）权利的关注，呼吁对道德和存在的问题赋予重新关注，呼吁对社会生活“再道德化”。虽然说生活政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一种自我认同的政治，但是，对政府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政党和政府的角色也要相应转变：从“革命”的领导者到服务提供者、管理者和自我认同的保护者。  [24]  对生活政治来说，解放政治是一个必要的准备，因为它促成了自然人和法人对正义、平等、参与的责任，没有这个基础，生活政治就是一种奢谈。对我们中国来说，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对政府和公众提出了民主、法制和道德多方面的要求，对于福利公共产品的提供来说，两者结合产生的制度伦理诉求是一种强大的动力。     如果正如吉登斯所言，“在一个传统和习俗正在失去其支配力的社会之中，树立权威的惟一途径就是通过民主”（吉登斯，2000：69），那么，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就正是树立政府权威、重建合法性的途径。在一个民主的市场国家里，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应该是政府在公共服务的绩效或表现，如维护社会治安、反腐败、计划生育、扶贫救灾、教育、卫生等。在民主的市场化国家，建立政府的合法目的在于对在辖区内的公民进行管理，筹集资金并提供公共服务。换言之，政府就应该是筹集公共财政，提供公共产品，实施公共管理的组织。具体的说，政府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这是由公民间的交互作用产生的政治制度决定的，民主政治下这是公共选择的结果。  [25]  在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研究中，衡量制度绩效的12项指标是：1立法改革、2日托中心（正在全国推行的一项制度）、3内阁的稳定性、4统计和信息服务、5立法的创造性、6内阁的稳定性、7家庭诊所、8官僚机构的反应灵敏度、9产业政策工具、10地方医疗单位支出11、住房与城市发展、12农业支付能力。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