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统计算帐者则更少了。而明清赋税征收中的项目、税则、科则之繁琐令现代学者都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因此册书之职并非任何普通农民都能担任。这也是其走向专业化的原因之一。    在清初，两湖地区的册书就已经不是一年一换了，据康熙六年应城知县樊司铎所言，当时里书之弊就在于盘踞太久。他主张要每岁更换以杜其弊，其文曰：——————————————    ①  《清高宗实录》卷239，乾隆十年四月癸亥。    ②  缪启愉：《武昌田赋之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25辑。    ③  韦庆远、叶显恩主编：《清代全史》第5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9页。    ④  道光《宝庆府志》卷9《疆里志》。    ⑤  光绪《京山县志》卷3《赋役》。    ⑥  康熙《潜江县志》卷9《赋役志》；光绪《孝感县志》卷21《艺文志》；康熙《麻阳县志》卷1《都甲》。    ⑦  同治《浏阳县志》卷2《舆地志》。⑧  韦庆远、叶显恩主编：《清代全史》第5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9页。 黄册房为里书，其实则弊薮也，始有推收，继而飞诡，终而欺隐。此黑粮之弊源也。此辈盘踞愈久，锢弊愈深。譬犹硕鼠之穴，狡兔之窟，急宜每岁更换，则弊浅而易察。①     在清代两湖地区并非没有撤换里书的记载。同治七年，湖南桂阳县因里书彭茂林、彭仁清、彭长秦、彭涣湘、彭盛春及户书彭盛邦、彭际春等父子叔侄等欺侵育婴公田，并藉采买兵谷之际，预收勒索钱粮无数，最后激起了全邑居民的公愤，被告到县衙。县令于是将其私册归公，并革去彭氏等人里书之职，另选他人接替长一里、宁四里、宁一里、东四里、汝三里等里书之职。为此事县令还特意出示布告以诏示全县里民知悉。②    但纵观湖南桂阳县革除彭茂林等里书、户书的事件我们不难发现：首先，在该县户书、里书等职此前长期是由彭氏父子叔侄所把持。这说明已经出现了家族世袭的倾向。其次，倘若不是由于彭氏集团种种不法行为激起公众义愤，其被革之事能否发生就很难说，特别是他们居然敢在采买兵谷上舞弊侵渔，这恐怕是县令下决心责除他们的一个重要因素。最后，革除一个小小的里书居然要公示于众，以免民众因循误交钱粮，这恰恰说明该里书在乡村赋税征收中的垄断地位已开始确立。    里书在明代不过是里甲组织中的一种职役。而且我们并未在两湖方志中发现知县任命或罢免里甲长的告示。这说明至清代，里书在当时官府和民间的影响已相当大，地位已开始上升，其职务轻易难以替代。桂阳县令之所以张榜公布，其原因之一就在于避免当地花户继续交钱粮于被革里书。    因此就两湖地区而言，自明末清初开始，随着官方册籍的丧失，册书手中的私册就逐步成为征收赋税的唯一凭证。册书成为官府所依重的对象，并逐步走向世袭化和包役化。这在晚清至民国尤为突出。    在两湖里书中，我们也发现过因完不成任务而致家破人亡的事例。在湖南茶陵州，州民邓狗保的祖父曾充任里书。后因管粮失数，押赔无主粮十四石三斗七升，最后导致“陷父死母嫁。兄卖弟鬻、合户逃散”的悲惨结局③。此事发生在康熙十一年以前，可见当时担任里书也是有一定风险和职责的。但这只是极个别的事例。大部分里书都会对民户的钱粮考核精细。而且他们因贴近民间，能随时跟踪人户田地转移买卖的情况，因此民户可以欺官府，却不可以瞒里书。以慈利县为例：里书视册为世守，考核精绝，百姓无敢隐粮，故架粮之病少。架粮者，粮户展转逃匿，但存空券，莫能得当粮人主名数等虚悬，故名。清以往，凡架粮由粮吏弥缝，官征银额无厘毫短。④ 毫无疑问，晚清至民国初年，册书已经不同于明代及清前期的乡里基层组织中的职役角色，而是演变为以征税为职业的赋税中介人。咸丰年间，胡林翼即指出：“查湖北近年钱漕征解多不足额，各州县因循怠玩，……征收大权一寄诸总书、册书、里书之手。”⑤而且册书因与钱粮有涉而变为奇货可居的肥缺和美差。承充者亦不仅仅只是乡间民户，还包括缙绅和书吏。在沔阳州，光绪年间：“下乡收钱粮曰里书、块差，均系缙绅子弟买缺承充。署内——————————————    ①  光绪《应城县志》卷8《职官志》。    ②  同治《桂阳县志》卷7《建置》。    ③  嘉庆《茶陵州志》卷8《田赋志》。    ④  民国《慈利县志》卷8《财政》。    ⑤  《胡林翼集》二，《批札》，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975页。 并无卯名卯册，钱粮府册皆在里书、块差之手”。①在黄安县：“旧有五十会，每会的完粮册籍(地丁、漕米、屯饷)，分别由100多家册书经管。这些册书，有各房书办兼充的，有专门经管的，某家管某干户柱(一个户名谓之一柱)，计丁漕银米若干，各有详细记载”。②可见册书已经普遍包役化。    由于册书走向职业化和世袭化，其收藏的私册自然也就成为传家之宝。一般都是秘不示人，即便示人，也因其从中舞文弄墨，让别人无从识别。以下是民国年间李之屏在《湖南田赋之研究》中对湖南册书在粮册上做弊及秘册传嗣诸情形的记载：粮书收藏粮册秘本，畏人照抄，往往秘不示人。始示人时，其亩数区域皆不详载。其姓名大都笔画之最简者，如丁、王等姓。其秘密记号，有十字者、有斜点者。各县局勒令交出，无论其照缴与否，即照缴亦无从识别。甚至残编断简、散佚不全。有子孙者将其内容授予子孙，子孙以有业可承，往往不求知识，惟究舞弊之技。故以知识言，子不如父，孙不如子；以舞弊言，子精于父，孙又精于子。无子孙者则传之门徒。充当门徒者，先须厚纳修金，为之服务数年，始将其內容传授。承其传授后，大抵舞弊伎俩不患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③     以上所反映的当是册书发展到极至时的表现，但这一进程自明清即已开始。而地方官员之所以在税粮征收上依赖于册书，一方面在于上述所言他们手中掌握有征收册籍，另一方面还在于册书征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保证赋税的足额完成。以湖南蓝山县为例，该县“凡征赋田地分民、屯、徭、庄四种，取赋轻重不同，因之转业拨粮亦异，要其事例，载在粮册，历由各里甲册书掌之。其收除方法，诸管册人往往视为秘宝”。但官府对此并不介意，因为征收赋税，“稍有不符，册书是问”。“若总粮册所载尚不足额征总数，仍以问之册书，此蓝山赋额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一两一钱三分三厘之数，相沿至今无有逋之者，经管柜册慎重之效也”。④可见官府一任册书包揽钱粮，一则征收之事付诸册书，与己省事；二则赋税可足额完成，何乐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