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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与保障:基于农村养老问题的一个实证分析
一、问题、背景与数据    在对中国传统家庭的研究中,子女对老年父母的尽心尽责,以及人们对扩大家庭的偏好,这些主题都曾被用来描述长久而稳定的中国传统家庭体系,也从不同角度提示了老年人在家庭中的中心地位(陈皆明,1998)。尽管始于土地改革的历次运动摧毁了以宗族为代表的传统家庭制度的权威基础,并用集体主义与共产主义来取代家族主义的传统模式(马克·赫特尔,1988),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与全社会对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中国的家庭保障功能重新得到了强调。其间在农村养老方面有两个值得关注的事实:一是城乡分治使城市更多地依靠单位与社会来解决养老问题,而农村家庭则通常被看作传统家庭而继承了大部分的家庭传统特质,养老的重任重新完全落到了家庭之上;二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计划生育政策及社会流动的频繁所带来的老龄化问题,使养老得到了全社会的空前关注,仍在依赖家庭保障的农村养老问题更让一些人忧虑重重。    作为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途径,家庭养老、自己养老、土地养老、子女养老、集体养老、社区养老、社会养老等不同的概念被提出并被赋予不同的内涵与理解(宋践,2002)。但仔细分析起来,貌似广泛的农村养老保障方式恰恰说明了农民在老年社会保障上的无助:除“三无”老人可享受一点社会保障、极少数富裕地区农民能享受社区养老外,农村老人基本上都是在依靠自己或家庭。特别是随着我国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和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近年来农村家庭面临着子女数减少、家庭规模变小、以及流动人口增加等趋势,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还有家庭结构与家庭功能的变迁,农民的价值观念也在产生变化,这一切都使以家庭养老为主要方式的传统农村养老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农民所面临的这种养老危机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本文试图利用实证数据从风险与保障这一视角来分析农村养老问题。本文数据来自2003年7月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问题”问卷调查。该调查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组织,调查员由该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部分研究生和本科生组成。此次调查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在浙江、江苏、广东、福建、湖北、广西、河北、河南、四川、陕西、安徽11个省抽取38个行政村,每村抽取30户左右的居民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112份,收回有效问卷1106份,有效回收率99.5%。尽管限于农村调查的困难,样本在村落选取上并未严格遵循分层、随机的抽样方式,但也适当注意控制东、中、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分布,在村落范围内尽量通过随机原则来选择调查对象,因而总体上看还是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经过认真的编码、录入、清理后,笔者采用SPSS11.5对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    二、概念、变量与假设    养老风险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本文所讨论的农村养老风险可界定为:农民基于自身条件,对自己老年基本生活所面临的问题的一种主观上的合理估计与担心程度。可将其进一步操作化为:“您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吗?”回答选项为1表示“非常担心”,0表示“不太担心”。如表1(略)所示,它将构成本文所要分析的因变量之一。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要分析的农村养老保障并不只限于社会保障措施,可以将之界定为农民基于自身条件,对自己老年一旦面临生活困难所能获得帮助的一种主观预期。这种保障可能是经济上的支援,生活上的照料,物质上的帮助,也可能是精神上的慰藉。农民自己通过储蓄或购买商业保险也是为自己提供保障的途径之一,它和子女提供保障一起合称为家庭保障途径,是传统的、最基本的农村养老保障形式。此外,还有亲戚和社区(包括邻里、乡镇企业和乡村集体经济)的帮助,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所享受的养老保险金支付,国家提供的老年救助等。表1(略)列出了本文用来讨论农村养老风险的保障形式的因变量及其在样本中的分布情况。    本研究试图解释上述因变量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基于农村居民生活的现状和已有相关研究结果,我们可以作如下假设: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自身与家庭条件和所处环境越差、养老观念越传统,他们的养老风险越大,而且他们的养老保障途径越有限。相应地,本文选取了个体层面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文化程度等4个变量,家庭层面选取了家庭人口数、家庭经济条件(用上年人均收入来衡量)、家庭人均土地面积等3个变量,社区层面选择社区经济条件和社区人际互助关系等2个变量,以及养老观念上的“养儿防老”、尊敬老人和老年基本权益3个观念来考察它们如何对农民的养老风险发生作用和农民对可能提供的养老保障途径的预期。    本研究一些因变量是虚拟变量(dummy vari-able)。诸自变量中,性别、是否有儿子也很方便地转换成虚拟变量;年龄、家庭人口数、家庭人均年收入和人均土地面积等几个变量都是定距层次的变量;而文化程度、健康状况、社区经济状况、社区互助关系、“养儿防老”观念、尊敬老人观念和老年权益观念均为分层次的定序变量,鉴于一般回归分析要求变量至少是定距以上层次,也可以近似地将定序变量看作定距变量进行回归模型分析(柯惠新,1992)。本文将利用SPSS统计软件,将这些因变量分别来针对所选取的这13个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来分析,以考察农民的养老风险和这些可能的保障途径如何能在个体、家庭和社区不同层面及在农民的养老观念上得到何种程度的解释。    三、结果分析与发现    调查数据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只有一半(52.4%)的农民对自己的养老问题表示担心,而47.6%的农民则表示不太担心,即农民在自己的养老问题上并未像许多学者那样表现出强烈的忧虑。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哪些农民在担心养老问题?或者说哪些因素可以解释农民的养老风险?从引进的四个层面共13个变量来对农民的养老风险所进行的logistic回归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性别、年龄、家庭年人均收入、社区经济条件、社区人际互助及尊敬老人观念等6个变量非常显著或比较显著,模型总体也具有很高的显著水平(sig.=0.000),说明模型具备一定的解释力。    在模型中,性别和年龄对养老风险的影响比较显著(显著度分别为0.51和0.72),而且回归系数都为负值,说明女性担心养老问题,年龄越小越是担心养老问题。从幂值看,在担心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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